一是某公司的行为不属于未经批准开展驾驶培训行为，依法不需要相关资质。该案中，某公司不存在招生行为，不存在向学员收费行为，其向驾校提供技术服务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开展驾驶培训行为。

二是即使认定该模式属于驾驶员培训行为，也不应将该行为认定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认定某一行为是否属于非法经营行为，须判断该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未经批准开展驾驶员培训行为不属于非法经营罪规制的对象。

只有违反“违反国家规定”，才属于非法经营罪规制的对象。对于违反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的行为，不得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国家规定”。违反驾驶员培训规定并不属于违反特许经营，而是违反备案制度，不属于刑法规制的范围。

据此，从法律效力层级上讲，驾驶培训仅是一种以行政备案管理的事项，并不属于行政许可的事项，更不属于行政许可中特别许可的事项。因此，即使存在违法行为，也仅是行政违法行为，而不属于犯罪行为，否则将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三是某公司的行为与非法经营罪的类型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相当性。一方面，适应性训练的本质是为考生提前适应考试环境开展的一项便民服务措施，不同于培训机构普通的教学活动。另一方面，某公司的行为并未侵害市场秩序，反而对社会有益。某公司模式出现之前，市场上存在行业“黄牛”，而在该模式实施之后，黄牛数量减少，驾校学员驾考通过率提高。客观上来看，某公司的模式规范了培训秩序，有助于驾考培训市场的良性发展。

此外，韩帅团队还从司法判例适用、羁押必要性、保护民营企业家政策等多个维度进行了重点论述。

经过有效辩护，公安机关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在刑事拘留阶段为委托人办理了取保候审。最终，公安机关认为“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撤销案件”，遂决定撤销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