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函鹭（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近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劲爆！银保监会被诉，索赔11.58万亿》。因这段时间正在分享关于商业保险的相关法律知识，因此针对原告在起诉状中的一些观点，说说自己的一点看法。

现就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部分观点，笔者发表自己的一点看法：

原告因对“截至2020年2月24日保险业捐赠保额11.58亿的保险保障”数据存疑，认为涉嫌虚假和违法，而主张银保监会撤销相关描述，并要求其公布截至2020年2月24日保险行业捐赠保险费的数额。笔者无意对此案涉及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仅就其中涉及保险的相关内容，发表如下看法：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是相关的，保险金额是计算保险费的依据，保险金额不真实，则对应的保险费也必然不真实。

关于公示捐赠保险金额涉嫌违法和虚假，如果原告是从政府信息公示的相关法律规定的角度主张违法，笔者不发表意见笔者认为，从捐赠保险本身而言，无论是公示捐赠保险金额还是公示捐赠保险费，只要数据真实，银保监会选择公示保险业捐赠保单涉及的累计保险金额并不违法，也谈不上虚假。

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发布信息的原文是“捐赠保额11.58万亿的保险保障”，笔者认为，从一般民众理解的角度，这与原告关于“捐赠保险金额”的说法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银保监会关于“捐赠了一定保额的保险保障”的说法，落脚点是“保险保障”，相对更不易让一般的民众对捐赠保险产生错误的理解或被误导。

众所周知，保险保障的是风险，所谓风险即决定了其发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老百姓一般都清楚，支付保险费，购买了保险，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获得保险金赔付，只有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才有权要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因此，买保险就是买一份保障，捐赠保险当然也是捐赠一份保险保障。所以“捐赠保额11.58万亿的保险保障”的说法，一般不会让人误以为是捐赠了“11.58万亿的保险金”，更不会让人误以为是“捐赠了11.58万亿的保险费”。

疫情期间，因医务人员的生命和身体健康面临很大的风险，因此保险公司向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抗疫工作者捐赠保险，实际是免费赠送其一份保险保障。既然是免费赠送，当然不需要抗疫工作者支付保险费。抗疫工作者在获取保险保障的同时，其财产并没有因支付保险费而减少，是财产的一种消极增加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告说捐赠保险是捐赠保险费，也有一定道理。但笔者仍然认为，称保险公司捐赠了“一定保额的保险保障”更恰当，理由如下：

抗疫工作者从保险公司免费获得的是一定保额的保险保障，双方通过保险合同的方式约定了保险期间，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等。保险公司通过向抗疫工作者捐赠保险的方式，承诺在保险期间内，抗疫工作者作为被保险人如果发生了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将按照约定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并没有向抗疫工作者提供保险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没有实际领取保险费。从抗疫工作者的角度说，其直接获得的是一份保险保障，即保险公司在约定情况下支付保险金的承诺。

抗疫工作者作为被保险人出险后，保险公司要依约履行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给付保险金并非给付保险费。

在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公布了保险公司与疫情相关的理赔情况，针对捐赠保险，其发布的信息是：人身保险公司在赠险项目下的赔付金额是3320万元，涉及一线医护人员的赔付是338人次，总赔付金额是3078万元。这3078万元的赔付，性质是保险金，并不是保险费。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说保险公司是捐赠保险费，反而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者说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保险公司捐赠的内容。在发布会上，银保监会还提到了“捐赠保单”的说法，笔者认为该说法也比“捐赠保险费”的说法更准确。

如果按照正常的投保流程，抗疫工作者即使申请投保、支付保险费，未必均能获得保险公司承保。因为在疫情肆虐，没有特效治疗方法的情况下，抗议人员出险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意味着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的概率相比正常情况会更高。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各保险公司之所以积极承保、捐赠保险，笔者认为并非完全出于其道德高尚，觉悟高，正如银保监会在发布会上提到的，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对保险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

笔者通过网络搜索到当时的新闻发布会，银保监会的人员在发布会上提到，截至目前保险业已经累计捐赠保额11.58万亿的保险保障，后续还使用了“捐赠保单”的说法，并要求保险公司就捐赠保单视同正常保单进行理赔。同时就截至当日人身保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实际已经赔付的保险金在发布会上做了通报：人身保险公司在赠险项目下的赔付金额是3320万元，涉及一线医护人员的赔付是338人次，总赔付金额是3078万元。综合记者的提问及银保监会人员的整个答复，笔者认为，观众应该能清楚地了解到，“捐赠保额11.58万亿元的保险保障”，并非是保险公司已经实际支出的保险金，不会造成误读。

笔者不认同原告关于“捐赠保险”是“捐赠可能性”的说法：

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因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导致保险金的赔付与否也具有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保险公司好像捐赠的是一种“可能性”。但基于大数法则和概率论的基本原理，肯定会有一部分“可能性”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变为“现实”，原告关于“捐赠保险”是“捐赠可能性”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金最终能否赔付出去，赔付多少，取决于在保险期间内，是否会发生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保险事故，而不是取决于保险公司的主观意愿，也不是取决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人力不可控的，不确定的，这也正是保险之所以存在的意义。保险公司不应因“可能给付”未能变成“现实给付”而受到谴责，除非有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在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后，违约拒绝赔付。

笔者认为，保险公司捐赠的不是“可能性”，而是一种承诺，即一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承诺在约定保险金额范围内给付保险金。

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将“捐赠保单”视同“正常保单”进行理赔，并通报了截至当日保险公司的理赔即实际赔付保险金的情况：财产保险公司与疫情相关的理赔是2460万元，其中给一线医护人员的理赔是657万元。人身保险公司共赔付与疫情相关的出险客户是795人次，赔付金额是5174万元。其中属于赠险项目下的赔付是3320万元，涉及一线医护人员的赔付是338人次，总赔付金额是3078万元。这3078万元的理赔金额是截至2020年2月24日，保险公司实际支出的保险金（笔者注：数据真实性在此不做讨论，仅从捐赠保险是否捐赠可能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保险公司并不是捐赠了“可能性”，也不仅仅是捐赠了“保险费”，而是切实履行了保险金的赔付义务。原告说保险公司仅仅是捐赠了保险费，不符合客观事实。

至于原告提到的捐赠11.58万亿的保险金额，本身是“虚”的，是“假”的，笔者更是不能认同。11.58万亿的保险金额最终没有全部赔付出去，不是因保险公司虚假捐赠，而是因为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没有全部发生，事实上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也不可能全部发生，这是基于大数法则和概率论必然得出的结论，而这也是保险之所以能够产生、保险公司能够得以持续运营的前提和基础，不能因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没有全部发生，导致保险金没有全部赔付出去，就说捐赠保险是虚的，是假的。

另外，除非关于捐赠保险金额的数据统计不真实，即虚高捐赠保险金额，或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违约拒赔，否则，也不应因公示的是“捐赠保险金额”，而不是“捐赠保险费”，就说捐赠虚假。

保险法第31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因此抗疫工作者所在的单位是可以作为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当然，抗疫工作者也可以作为投保人为自己投保）。

保险法第34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避免被保险人以外的人员，为了非法获取保险金，先投保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然后对被保险人实施非法侵害，即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保险法第39条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该规定也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做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

保险公司通过抗疫工作者所在单位向其赠送保险的，如当时不能取得抗疫工作者关于同意投保及保险金额确认的意思表示，可通过合同订立后追认的方式。当然，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前，没有就投保事宜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及对保险金额的确认，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给付保险金。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情况下，拒绝给付保险金，是保险公司的权利，而非义务。如果保险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在排除保险欺诈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给付保险金的，笔者认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谈不上逾越法律红线的问题。